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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

程章灿

  

 

    欧美汉学是国际汉学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即使从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学讲座算起,欧美汉学研究至今也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。如果从传教士汉学时代算起,欧美汉学的历史就更长了。在数百年的漫长历程中,欧美汉学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研究方法,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学术资源,在学术研究的热点、学术活动的组织、学术对话的体制甚至学术文献的征引使用上,都早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自足的体系。这里强调其“自成系统”、“相当自足”,只是强调其有一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学术特色,并不是说这个体系是自我封闭、不可对话的,更不是不可质疑的。近年来,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,中外学界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多,各种信息获取和交换的渠道渐次建立并愈益畅通,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学界之间的对话也越来越多。实际上,对国际汉学特别是欧美汉学研究成果的关注,已经成为近年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,在外国语言文学、比较文学以及有关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各学科,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,有效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,使其初具学科之形态。

    诚然,关注国际汉学特别是欧美汉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,但是,只有好奇式的关注是不够的,甚至只有简单的热情也是不够的。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各种条件的限制,这种关注呈现出相当显著的时间、地域与专业领域的差别。就时间而言,近年来学界在观念更新和视野开阔方面可谓与时俱进,所取得的成绩与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改革开放初期相比,足以令人刮目相看。就地域而言,以京、沪、宁、杭、蓉、穗等为代表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,国际交流更加活跃,对国际汉学研究信息的获取也相对较多较易,其学术积累也较为丰厚;而其他一些较为偏远的城市高校和研究机构,条件则明显逊色。就专业领域而言,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。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,与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相比,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国际汉学研究讯息的重视和掌握,就相形见绌了。

    总体来看,目前的国际汉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全面、不及时、重当前而轻历史、重表面而轻深入等种种不足。所谓不全面,如果以欧美汉学为例,则表现为这种研究集中在美国以及英、法、德、荷等少数欧美国家,而没有全面涉及其他各国,即使是美、英、法、德、荷诸国的汉学家或汉学研究机构,也有冷热的不同。所谓不及时,是说在介绍讯息方面总有时间上的滞后,虽然随着网络和电子数据传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,这一局面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,但并没有完全解决。所谓重当前而轻历史,即在介绍过程中偏重当前或二战以后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,对于汉学研究现状的关注比较多,而对于汉学史上的诸多学者及其成果往往轻描淡写,一笔带过。实际上,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很多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即使在历史上那些通常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中国典籍的外译著作中,也蕴涵着某些对于中国古典的正确理解和精细探讨,值得我们关注。所谓重表面而轻深入,就是很多研究偏重于研究情况的介绍,对于这些研究的文献、方法以及理论问题,则没有深入的探讨。要言之,这些不足又与目前国内学界的现状有密切关系。

    要解决这些问题,首先必须更新观念。中国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,国际汉学研究是这门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国际汉学研究的历史积累,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史文献,而且是不应忽略的思想资源。因此,关注国际汉学研究论著,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猎奇式的信息搜集,也不能停留于当前最新信息的获取,而应该将这些信息置于学术史的系统脉络中作认真检视评判,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基础。将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资源,既可以丰富我们的研究文献,也有助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。显然,对待欧美汉学研究,也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。由于其语言、文化及学术传统与中国有较大差异,欧美学者在学术表达与思考方式方面,与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、韩国等地学者有较大不同。在欧美接受教育并任教的华裔学者,其语言表达与思考方式也难免受欧美语言、文化及学术传统的影响。从这一角度来说,重视欧美汉学研究成果,并将其作为文献资源加以整理,以便参考利用,其特具之急迫性不言而喻。个人以为,目前有如下几项工作亟待展开 :

    第一,从学术文献整理的角度,分学科、系统编纂中外文对照的专业论著索引。就欧美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言,这一工作显得相当迫切。这些论著至少应该包括汉学专著、汉籍外译本及其附论(尤其是其前言、后记)、各种教材(包括文学史与作品选)、期刊论文、学位论文等几大项。其中,汉籍外译本与学位论文这两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。这些论著中提出或涉及的学术问题林林总总,如果并没有广为中国学术界所知,当然也就谈不上批判或吸收。

    第二,从学术史角度清理学术积累,编纂重要论著的书目提要。从汉学史上已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中,选取有价值的、有影响的、特别是有学术史意义的著作,每种写一篇两三千字的书目提要,述其内容大要、方法特点,并对其作学术史之源流梳理。对这些海外汉学文献的整理,就是学术史的建设,其道理与第一点是一样的。

    第三,从学术术语与话语沟通的角度,编纂一册中英文术语对照词典。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,目前在世界范围内,英语与汉语是两种最重要的工作语言。但是,对于同一个中国文学专有名词,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英语表达法,国内学界英译中国文学术语时,词不达意、生拉硬扯的现象时或可见,极不利于中外学者的沟通和中外学术的交流。如有一册较好的中英文中国文学术语词典,不仅对于中国研究者,而且对于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人,都有很大的实用价值。

    第四,在系统清理研判的基础上,编写一部国际汉学史略。坊间已有的几种国际汉学史,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,比较明显的有如下三点 :

    首先,是将各国汉学史彼此分割开来,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,而没有将其作为一种互相联系、相互沟通的整体来看。欧美各国学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多,他们同在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,共同参加或组织学术会议进行学术对话,人员之间常有交往与流动。例如,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德国汉学家大量外迁,有的去了英国,有的去了美国,就是一次相当集中的人员流动。而二战以后,美国汉学研究日益兴盛,在美国接受汉学教育的不仅有美国学生,而且有很多外国学生,包括来自中国以及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。这些学生学成毕业之后,或留在美国各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,或选择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从事类似的工作。这种人员流动亦是学术交流的形式之一,它显著地促进了国际汉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。

    其次,是较少注意国外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和互动。应该说,这种联系和互动早就存在,可以远溯至耶稣会传教士来华那个时代,20 世纪以来,中外汉学学术界的交往更加密切,必须作为国际汉学史的考察对象。这一方面,桑兵的《国学与汉学》(中华书局 2000 年版)以及叶隽的《主体的迁变——从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》(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)等书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,但这一研究思路仍有待推广,这种注意中外学界互动关系的意识亦有待加强。

    最后,是较少注意域外汉籍与国际汉学研究之间的关系。近年来,域外汉籍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目,但是,现有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东亚诸国,而对欧美各国所藏汉籍的研究则比较少。另一方面,大多数域外汉籍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是这些文献的珍稀性,而对非珍稀文献在域外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关注较少。例如,曾经长期担任驻华外交官、后来担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威妥玛(Wade Thomas),收藏了很多汉籍,翟理斯曾经为其编撰了书目。这些书多非稀罕品,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时代英国汉学界的文献视野。在翟理斯的汉学研究中,这些书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对照威妥玛书目与翟理斯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古诗选珍》、《古文选珍》等汉学著作,便会发现,翟理斯诸书与威妥玛书目之间存在对应关系。

    学术研究是不分时间的,不分国界的,不分语言的,所以,调查整理运用学术文献资源,也不能以当今为限,不能以中国为限,不能以中文为限。将欧美汉学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文献资源,才能开阔视野,知己知彼,胸怀全局。在此基础上,中国学界的国际汉学研究才能跨越简单的讯息介绍,而进入真正的学术交流和融汇贯通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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